如今，红薯太普遍了，它不再是诗人歌颂的对象。但它以前对邵阳老百姓又太重要了，所以才有“红薯半年粮”之说。

红薯的吃法很多，有人把新鲜薯块蒸或者煮着吃，或将红薯磨粉制成粉丝作菜用，或将薯块制成薯米放入米中同锅煮，或将干红薯磨成粉再加入其他辅食做成粑粑。鲜红薯蒸熟，香而甜，我一直爱吃。

记得读小学时，每当进入秋季，每天放学后我就会扛把锄头、提个篮子，到我家的红薯地里挖些红皮黄心的红薯。将红薯拿到清水塘里洗净，然后装入铁鼎锅中蒸煮。有时，还会选一根红薯埋入灶堂的余火中。早晨上学，没有早菜，我都是口里叼一根烧红薯，手里拿一根，书包里还要放一根。中餐时，寄宿生吃着大米饭，我们这些“通学生”只能在教室的一角，吃着各自带来的烧红薯。放学回家吃晚餐还是少不了红薯，很少吃到大米饭。不过我吃红薯长得胖乎乎的，村里人都叫我“红薯桶子”。

1962年6月，在中共冷水江市委工作的我投笔从戎，来到福建长乐。我所在的连队驻在一山的山脚下，前面是一片海滩。那时，福州军区要求连队必须有“四个一”：一片好菜园，一口好鱼塘，一个好猪栏，一间好作坊。虽然没有规定要有一块红薯地，但我们连队还是在海滩上种了一大块红薯（福建人叫“地瓜”）地结出的红薯红皮黄心，一个有好几斤。我们连里挖回来的红薯堆满了几间房，还晒了不少红薯米。连里养了几十头猪，专吃红薯和薯藤，头头长得膘肥体壮，每个星期宰杀一头，干部战士都吃得乐哈哈的。

1988年我转业回邵阳后，向父母要红薯。父母说，现在粮食足，红薯地窖也废了，红薯做成粉条了。父母给了我几袋红薯粉，非常好吃。后来，父母年老不种红薯了。叔伯兄妹知道我爱吃红薯，便常常给我送。再后来，我退休了，叔伯兄妹也都进了城，吃红薯就没有那么方便了。

好在我的舅表妹“开心宝”，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山冲里，她知道我爱吃红薯，于是每年专为我种一块地的红薯。每当这些红皮黄心的红薯收获时，她就叫她的儿子给我送来几麻袋。吃着这些甜蜜蜜的红薯，我的心中满是欢喜与感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