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深了，窗外是城市不眠的霓虹。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隔着重楼传来，闷闷的，像遥远的呵欠。我坐在书房的柔光里，手指无意识地抚过左手食指的指甲，那里有一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浅疤。就是这道疤，钥匙一般，“咔哒”一声，打开了一扇沉厚的木门。风雪声、欢闹声、米糖的甜香、腊肉的浓醇，还有那永远在凌晨响起的碗筷轻碰声……一股脑儿涌了出来，那是我在邵阳老家的木屋里过的“年”。

过年最盛大的仪式是“吃碟”。这餐饭，在正月初一的凌晨。凌晨三四点钟，是夜色最沉、寒气最重的时候。村里次第亮起灯，随即响起锅碗瓢盆的碰撞声。我家总要晚些，因弟弟年幼，贪那热被窝里最后一点梦。母亲在灶间不停地忙碌，水蒸气混着腊味的奇香，弥漫整个堂屋。

终于上桌了——切成四四方方、厚墩墩、红亮透明的腊肉；切成细条的腊猪耳朵，咬在嘴里咯吱咯吱响；外黑里红的猪血丸子，还散发着橘皮的芳香；粘满了芝麻的米糖；印着红绿花纹的纸包糖；炒得焦香的花生、瓜子；还有那一小碟老坛泡姜，撕成细条，酸辣脆嫩。

爷爷坐在最里头的“上位”。父母陪在两侧。我们五个兄弟姊妹则团团围坐下首。父亲的面前有一小盅自酿烧酒，而我们喝的是母亲用糯米酿的甜酒。屋外，风雪正紧，雪豆子敲着瓦。屋里，炭火哔剥。一家人守着这一桌的丰盛与温暖，话不多，只是慢慢地吃，静静地喝。

在正月初一“吃碟”前，还有一项独属于我家的仪式——父亲作一个大约七八分钟的正式讲话。内容年年相似：总结过去一年家庭的得失，我们的学业；展望新的一年，希望日子更加红火，嘱咐我们要更用功学习，力所能及地帮母亲做些家务。他的话平实，甚至有些重复，但神情颇为庄重。我们屏息听着，仿佛那不是家常的叮嘱，而是某种重要的训谕。

父亲的另一项“年工”是写春联。腊月二十几，我便被遣去街上供销社买回一大叠红纸。消息传开后，村里的叔伯们陆续登门，请父亲“赐墨”，而父亲总是乐意之至的。堂屋的八仙桌便成了临时的书案。他捋起袖子，斟酌内容，有时写来人自己拟好的吉祥话，有时全凭即兴创作。他提起毛笔，饱蘸浓墨，略一凝神便落笔下去。我站在一旁，一边注视着所写的每一个字，一边不停地拉着红纸。父亲的字是精美的行书，自有一股清正的气韵。也正是在父亲的熏陶下，我也慢慢爱上了书法。那淡淡的墨香，混着浆糊味、腊肉香和芝麻米糖的甜香，成了我记忆里最正宗的“年味”。如今，父亲早已故去近十年。他唯一留下的书法作品，是火房外墙上那十二个大字——“热爱伟大祖国，建设美好家园”。经过多年风雨，字的颜色有些黯淡了。每次回老家看到火房外墙上的大字，我的心里便一酸，接着又是一暖。

吃过碟，天刚蒙蒙亮，拜年便开始了。拜年路上，父亲牵着小弟弟在前，我们一串跟在后面，挨家挨户去道“新年好”。家家户户的桌上都摆着待客的香烟与糖果，一圈走下来，口袋里便塞满了“战利品”……

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，那些细节便如故乡的雪，纷纷扬扬无穷无尽。它们只是一个孩子在木屋里感受到的全部的“年”。那寒冷与温暖的交织，那清贫与丰盛的对照，那庄严的仪式与放纵的欢愉，还有父亲沉默的劳作与母亲无声的操持，共同炖煮出了我生命最初的味道。

如今，我离开那木屋已经四十余年。当年那糊墙报纸的窸窣，雪豆敲瓦的清脆，手捏崭新两毛钱的喜悦，以及父亲研墨时专注的侧影，在岁月的深处，愈发地清晰、醇厚，且不可复得了。

夜深了，我仿佛又听到那雪豆子叮叮咚咚敲在记忆的砖瓦上。而那木屋里透出的、昏黄而坚定的光，足以照亮一个游子此后的所有年关，与所有的冬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