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的一个傍晚，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推开单元门，一步一步向上挪。刚到五楼，迎面遇见正欲下楼的王姨。

“管老师，才回来？刚才敲门没人应。”她笑起来，眼角漾开细密的皱纹，“老家捎来些腊肉，给你拿一块，尝尝鲜。”我怔了一下，连忙道谢，脸上有些发烫。王姨摆摆手：“别客气，多亏你常辅导，我孙女数学进步不小。”说罢，她转身进屋，提来一块用粗麻绳系着的腊肉。肉泛着深琥珀色的油光，一股熟悉的、混合了柴火与松枝的熏香，静静弥漫开来。

我提着它上楼。沉甸甸的，暖烘烘的，那股萦绕不散的烟火气，忽然将我拽回多年前——母亲让我提着腊肉去“送人”的年关。

那年，我考上师范，母亲又喜又忧。她跑到父亲坟前，把录取通知书一字一句念给他听。回来便开始张罗学费——粮食、鸡蛋，能卖的都卖了，也只凑出两千元，离那近万元的数目还差得远。

开学前十几天，母亲天天出门借钱。天蒙蒙亮她就动身，暮色四合时，才拖着长长的影子回来。回到家，她不说话，只坐在门槛上，任晚风拂去满身的疲惫与尘埃。那晚，母亲扒了两口饭，轻声说：“谢伯娘凑了六百，明天我再走走。”我蹲在门槛边，攥紧手里的碗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：“妈，我不读了，我去打工……让弟弟读。”“啪！”母亲的手掌猛地拍在桌上。她抬头瞪着我，眼眶通红，声音却像惊雷：“不吃饭肚子饿，不读书脑袋空！日子再难啃，也得备一副‘钢牙’！”我僵在那里，眼泪烫得眼眶生疼。而那句话，却像烧红的烙铁，深深摁进了我的骨子里。

第二天上午，教过我一年级的刘老师来了。她握着母亲的手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听说孩子考上师范，我高兴得一早就去信用社取了钱。”她塞过来一叠钞票，那是她刚领的退休工资。母亲的手颤抖着，接过那叠温热的钞票，泪珠子毫无预兆地大颗大颗滚下来。

在广东打工的姨父得知后，二话不说汇来五千元。“钱不够就跟我说，别耽误前程。”电话里，姨父的话像一根柔软的刺，轻轻扎进我心里，不疼，却让人异常清醒。

债，就这样欠下了。为了还钱，母亲像一架绷紧了弦的犁，日夜在生活的田垄上来回耕耘。她养鸡鸭、养猪、开荒种地，省下每一分能省的钱。腊月宰年猪，卖掉大部分肉后，她会留下几条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用盐和花椒细细腌透，挂在灶台上方，让松枝的烟慢悠悠地熏。

那年腊月廿三，母亲指着灶旁土坯墙上那些用柴炭写下的名字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借给咱钱的人，都在这儿。年关年关，过年如过关。孩子，债不过年。”我伸手摸了摸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，仰头看梁上悬着的一排腊肉，乌亮乌亮的，像一句句沉默的誓言。“平伢子，这些都是咱家的恩人。”母亲的声音很轻，却沉甸甸的。于是，我跟着母亲，带着钱、提着用干稻草扎好的腊肉，一家一家去“送人”。

谢伯娘接过钱时，愣了好一会儿：“你不来，我都忘了这茬。”母亲坚持塞回去：“你忘了，我心里却一直记着。这块腊肉，您尝尝鲜。”

到刘老师家，她摸着我的头，眼里满是欣慰：“看到你有出息，比什么都强。这钱不急。”我转过身，使劲眨眼睛。母亲语气轻快，如释重负：“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有钱钱交代，没钱话交代。一块腊肉，一点心意。搭帮您呐。”

只有姨父的钱，当年没能还上。给姨父打电话，母亲声音里满是歉疚：“妹夫，今年……还是凑不齐。对不住。”姨父在电话那头叹口气：“姐，这钱我不急，你千万别压力大。我再汇一千，先把日子过稳。”往后几年，每到腊月，母亲都会给姨父去电话：“妹夫，今年手头还是紧，钱还得再缓缓……”而姨父的回复也成了定式的安慰：“姐，别提钱的事了，照顾好家里，就当帮我存着。”

直到三年后，我参加工作，攒下半年工资，终于汇给了姨父。电话里，我声音发颤：“姨父，钱还您。谢谢您……”姨妈在旁边连说“不要”。母亲却认真道：“亲是亲，债是债。”姨妈忽然就哽咽了，声音里满是心疼与欣慰：“只要孩子有出息，什么都值了。只是苦了姐姐你……”后来，表弟回老家读书，常来我家温习，我偶尔辅导。他考上大学那年，恰逢姨妈五十岁生日，我给她买了部手机。直到现在，她还常念叨：“这手机钱，我还欠着你呢。”

（管叶平，任职于武冈市实验小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