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5年春，我怀着对法治的虔诚信仰走进法院。三个月后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正式施行，仿佛为我即将展开的司法生涯鸣响了启航的钟声。仰望庄严的国徽，我不曾想到，这三尺法台，一守便到了如今。虽然岁月改变了我的容颜，却从未动摇我内心最深处的坚守。

几十年间，我从书记员逐步成长为助理审判员、审判员、庭室负责人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党组成员。岗位在变，责任愈重，但我始终眷恋审判一线。2017年司法体制改革时，我主动请辞院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等职务，选择回归审判席，做一名纯粹的员额法官。因为我深知，无论身份如何转换，案卷的重量从未改变——那厚厚的卷宗里，承载的是百姓的期盼。每翻开一页，我常自问：若我是当事人，我期待的，不正是一份公正的裁决吗？

公正，需要用行动捍卫。1997年，我初识“公正”千钧之重，是通过一起婶侄房屋纠纷。一间偏屋，侄儿坚称系其父亲（已去世）自建，其婶母主张共有。双方各执一词，均有证人证言却无人出庭作证。我多次上门走访无果后，求助房产局技术人员。通过专业勘验，我们从砖块新旧、砌墙工艺差异中找到关键证据，认定房屋属侄儿父亲后建，依法支持侄儿诉求。判决后，其婶母连续三日堵在法院门口骂我“贪官”，甚至打着锣喊冤。三个月后的一次偶遇，她红着眼眶向我道歉：“刘法官，我错怪你了。听说我侄儿三次请你吃饭，你都拒绝了。当时因为输了官司，我气不过，才那样做的……”那一刻，我深感庆幸——庆幸自己守住了“不碰当事人一餐一饭”的底线。

法官的使命，不仅在于断案明是非，更在于借案弘道，引领风尚。2020年，我审理了一起七旬老人起诉四子女的赡养纠纷案。庭审刚开始，老人未说几句，其大儿子便拍桌怒吼母亲“偏心”，小儿子愤而退庭摔门而去，庭审两度中断。望着老人蜷缩在原告席上的无助身影，我言辞严厉起来：“我从未开过这样的庭！赡养父母，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。你们将年迈的母亲当成皮球推来推去，扪心自问，这配为人子女吗？”因案件正在网络直播，这段法官当庭“发飚”的视频获二百多万网友点赞。

处理纠纷，重在解“心结”。一纸判决未必能案结事了，往往需要法官付出更多耐心。2020年3月，我承办一起因高坎崩塌引发的邻里纠纷。庭审时，双方剑拔弩张，原告起诉，被告反诉，互不相让。庭审后，我便将调解现场搬到事发地。在一棵枇杷树下，我邀请司法所调解员、基层干部共同参与，引导双方换位思考、坦诚沟通。最终，这场“枇杷树下的调解”成功化解了矛盾，并被《人民法院报》专题报道。

……

几十年来，委屈与欣慰交织，黯淡与温暖并存。最让我感动的，是来自陌生人的信任。2024年的一天，我无意中听到法院门口有人闲聊：“你的案子是刘莲法官办，他为人正派，不用找人打招呼。”这句来自素未谋面之人的朴素评价，如同一股暖流瞬间涌上我的心田。在我心中，它胜过任何金光闪闪的奖章和荣誉。

常有人问：“放弃领导职务，回到辛苦的一线，值得吗？”我想起那些日夜：曾五天内奔波广东七城执结案件；曾为化解纠纷伏案至凌晨；每年结案超六百件……疲惫是真实的，但每当看到当事人舒展的眉头，听到当事人那句发自肺腑的“谢谢”，想起二百多万网友无声的点赞，一切辛劳便有了答案——值得。

回首过往，我始终铭记：每一本案卷，都有着极重的分量。“如我在诉”于我，从来不是口号。它是我对“司法为民”最庄重的承诺——努力让法律成为每个人心中最坚实的依靠。

（刘莲，任职于大祥区人民法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