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庆节前的一天，我循着荷香来到姚喆村。

停好车，顺着香味走几步，姚喆故居门前一池荷花便豁然映入眼帘。此时的花朵不如盛夏时繁密，仍有鲜红的、粉白的花朵三三两两地立在叶间。晨光轻盈地洒下来，露珠在叶心上随风轻摇，亮晶晶的，像谁撒了一把珍珠。

池边的青石台阶上坐着一位老人，手里捏着个搪瓷杯，杯里的茶已经喝淡了。我走过去，他往旁边挪了挪，算是招呼。他说：“来看将军的？”我点头。他说他姓姚，跟将军是本家，家就在淡雅溪对面，还说他小时候常听家人讲将军的故事。

“解放后，我亲眼看到将军回来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，一双眼睛精神得很。左脸上那道疤痕非常显眼。”老人补了一句。

我沿着荷池旁的木步道走了一圈。步道连着红色文化休闲广场，几个早到的摊主正在支篷子，金秋梨、无花果、土鸡蛋，一样样摆开来。一个穿红马甲的大姐正往摊上码梨子，见我看她，笑着递过来一只：“尝尝，自家树上摘的。”咬一口，汁水顺着手腕流下来，甜得清清爽爽。

姚喆故居门前已经有人在排队。我跟着人流走进去，迎面是一尊将军的铜像，铜像后面是修缮一新的故居。陈列馆设在故居内，展陈分为“少年英杰”“红军虎将”“民族脊梁”等六个部分。将军从放牛娃成长为开国中将的一生，安静地陈列在光影里。

一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站在展柜前，拉了拉父亲的袖子：“爸，将军脸上的伤，真是被敌人砍的？”父亲蹲下身，指着展板说：“你读这段——1934年攻打福建沙县，他提着马灯冲在最前面……被敌人一刀砍在脸上，昏死了三天三夜。伤好了留下三寸多长的疤，大家就叫他‘姚一刀’。”男孩凑近认真看了一会儿，坚毅地点了点头。

我在陈列馆里的留言簿前停下来。上面有一行字写得格外认真：“原来书上说的‘幸福生活来之不易’，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”落款没有留名字，只画了一朵小小的荷花。

走出陈列馆，太阳升高了些。淡雅溪从故居前缓缓流过，清得能看见水底的卵石。沿着溪流往长沙岭方向走，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，风一吹，还能闻到丰收的气息。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坐在田埂上写生，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她画的是故居的一角：青瓦褐墙，旁边是一池荷花。我问她为什么画这个。她说：“荷花开了，就有更多的人来看将军。”

傍晚，文化广场上热闹起来，是跳广场舞的，音箱里放的是《好日子》。一位扎马尾的大姐站在最前面领舞，红绸扇哗地打开、哗地收拢，像一朵朵会飞的花。几个骑行的游客把背包往脚边一放，也跟着比划起来。

中场休息时，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跑上去，接过话筒唱了一首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声音细细的、脆脆的。广场上的人盯着小女孩看，然后一起跟着合唱起来。

风把荷叶吹得沙沙响。此刻广场上这些跳着笑着的人，一个个都神采奕奕——那精神是荷池里开出来的，是淡雅溪里流出来的，是从那位脸上带着刀疤回来看望乡亲的将军脚下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

（张雪珊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