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到教科所工作已有些时日了。窗外，桂花开着，秋风从赧水那边吹来，把细碎的花瓣送到行人肩头，又送进青砖缝里。我端着茶杯站在窗前，忽然想起当校长的那些年。

三十多年间，我从乡村讲台辗转到镇上，再到城里。一路走来，我见证了足球场破土动工、落成，也目送一茬茬孩子成长、毕业。那些年，每天清晨站在操场上那棵老樟树下，看孩子们背着书包从田埂上跑来，裤脚沾着露水，脸上挂着汗。每天巡遍校园，轻抚走廊栏杆，倾听校园书声。日子就在来来去去的脚步声里过去了。老樟树的叶子黄了又绿，它始终站在那里。

当校长时，操心的是校舍漏不漏雨，食堂的菜咸不咸、淡不淡，孩子们的功课落没落下。现在做了教研员，从“长”到“员”，会不用开了，字也不用签了，一天到晚脚不沾地的日子忽然停了下来，反倒有些不习惯。

起初也怕跟不上。跟讲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，冷不丁坐到教科所的办公桌前，担心自己只会空谈，心里不免忐忑。可慢慢释然了：只要心里还装着学生、装着老师，坐在哪张桌子后面，做的都是同一件事。

第一次以教研员身份走进课堂听课，心里有点紧张。讲台上站着一位年轻女老师，正用英语教孩子们认识四季。她讲得很认真，但看得出她有些生涩，孩子们听得有些吃力。下课了，她红着脸走到我面前，小声说：“老师，我教得不好。”我看见她手指上沾着粉笔灰，忽然就笑了。我说：“你教得好不好，看看孩子们的眼睛就知道了。他们眼睛里有光，你这课就成了一大半。”她愣了一下，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。

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明白了。教研员的工作，说到底就是陪年轻老师走一段路。他们和当年的我一样，摸着石头过河，跌跌撞撞。我不见得比他们高明，只是多走了几十年，能在他们踩偏的时候扶一把，让他们的步子稳一点、路走得更远一点。这和当年送一届届学生毕业，骨子里是同一件事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新身份慢慢长在身上。没有迎来送往，没有大小会议，时间忽然多出一大块。我把新课标翻了一遍又一遍，琢磨课题怎么研究、教研怎么开展。晚上坐在书桌前敲键盘，窗外静悄悄的，偶尔抬头看看月亮，心里反而比从前踏实。人这一辈子，总要学会把热闹的日子过成安静的日子，把台前的日子过成幕后的日子。

也有累的时候。前阵子为一个课题连着熬了几天，颈椎的老毛病犯了，疼得坐不住。妻子一边给我揉肩一边念叨：“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这么拼命。”我没接话。不是拼命，是舍不得。教了一辈子书，真让我闲下来，心里反倒更空。这些年她跟着我没少受累，我半夜爬起来改方案，她就悄悄把一杯热茶搁在手边，从不问我在忙什么。

有天下午，我在电脑上敲一份开题报告，写到“县域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”这几个字，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田埂上那个光着脚跑来上学的小男孩。那是我教的第一批学生，如今大概也在哪个城市安了家，也许偶尔还会想起他的英语老师。我想，如果当年那个孩子因为我的课，心里埋下了一点对世界的好奇，那我这三十多年书就算没有白教。

一位老校长说过的话，我记了半辈子：“当老师的人，心里要装着一口井。不管外面多喧腾，那口井得是静的，甜的。”如今离开校长岗位，转到教研幕后，那口井还在，依旧清澈甘甜。每天清晨翻开书本、琢磨课标和课题的时候，井水就悄悄漫上来，润着心田。

从校长到教研员，称呼变了，位置也变了，可站在讲台上的那颗心，一直没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