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三元里前声若雷，千众万众同时来。因义生愤愤生勇，乡民合力强徒摧。家室田庐须保卫，不待鼓声群作气，妇女齐心亦健儿，犁锄在手皆兵器。”这首诗截自清朝广东诗人张维屏的叙事诗《三元里》，诗史互证，以诗证史，证的是一段三元里民众抗英历史。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，1841年5月，英军在广泥城登陆，清政府举白旗，三元里人民举黑旗，因义生愤愤生勇，乡民合力强徒摧，谱一曲壮烈史。

英帝国入侵，英兵绝非一些士人所谓的文明之师。大叙事所见，火烧圆明园，大批文物被抢去大英博物馆，看不到文明影子，小叙事如英帝侵略三元里，全见的也是野蛮，“扰乱村庄，抢我耕牛，伤我田禾，坏我祖坟，淫辱妇女”，几乎所有的侵略，都是这般形态，“种种祸害不可胜言”。抢鸡抢鸭，也就算了，坏你家祖坟还算人吗？辱你祖母，孽种认其为祖，孽种认了，华族绝不算了，因此有三元里人民抗英。

1841年5月29日，英兵侵入三元里，闯进一户农家，见农家有阿嫂，阿嫂名李喜，正在干家务活，英兵见之，欲辱，李嫂老公叫韦绍光，是个菜农，家离广州不远，平时种菜卖菜，以菜为生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？韦公喊了几个乡亲，拿的拿梭镖，拿的拿锄头，拿的拿镰刀斧头，奋勇搏斗，“毙逆夷六七人”。几万清军消灭不了几个英兵，几十农民却干掉“象皮作甲裹身厚”的侵略者。

武装到牙齿的英兵，次日拉来坚车利炮，“约数百人”，欲来围剿百姓。韦壮士晓得，英军绝不甘休，算定他们必来报复，连夜号召民众。虽然，很多民众还不曾被英军掳掠，但他们晓得，昨天是张家牛被抢，韦家嫂被辱，次日便会轮到自家，即使不会轮到自家，见同胞被辱，也如同身受，韦公一呼，百姓响应，把家中家伙都集拢来，手持锄头、铁锹、木棍、镰刀、石锤、鸟枪，附近103个乡村，15000名农民、渔民、手工业工人都奋起响应，快速集结。

三元里背面有座神庙，神庙里有一面黑旗，百姓约定以黑旗为令旗，誓约：“旗进人进，旗退人退，打死无怨”，这面旗既是百姓组织的象征，更有百姓抗击侵略者的精神。三元里人民有勇亦有智，大部队埋伏在牛栏岗，先头义勇军佯败，诱敌深入，“各处设伏，奋呼攻打，昼夜不息”，敌至牛栏岗，民众汹涌向前，与敌展开肉搏战，更借天助，“未刻，迅雷甚雨，乡民佯败，引入黄婆洞磨刀坑，又毙逆夷百余。内有一人乃西洋兵头，全身盔甲，刀砍不入，手执宝刀，柄嵌宝石，映日不可逼视，亦被杀死。余夷脱逃者，或为坑水冲淹，或因失路饥毙，无一漏网。”三元里抗英，打死英军200多人，大获全胜，“而英夷亦从此胆寒潜踪矣。”

这里有两个细节须记史册，一，韦公组织民众抗英，先是组织妇女儿童躲起来，所有男人上战场，保护妇女儿童在后方，真谓文明，不过，广大妇女也不甘落后，操起家什上前抗敌，如张公以诗记史：妇女齐心亦健儿，犁锄在手皆兵器。二，士绅何玉成也功不可没，强敌临前，他没有退缩，以其号召力，奔走十村百院，号召各村族老，组织各地民众，“各处乡民来攻逆夷者尚源源不绝”。英军先前还想反扑，“逆夷义律见遍地旌旗炫耀，刀戟纵横，乡民蚁拥蜂攒，布满山麓，有十余万众。逆夷胆落心寒”，自此，“不敢复行滋扰。”

何玉成是士绅，对英军犯我河山，爱国之情激发，他曾作诗以记：“今岁口初夏，寇掠城西乡，少壮争御侮，老弱同赍粮，天心助我民，一雨纷淋浪，彼兵黯无焰，我兵众且强。奋我刀与牌，歼彼犬与羊，夷众下船去，众怒犹未降。”百姓众怒不降，但有些士绅是欲降的，“国家养士不薄，平日虚谈节义，急则委去。”喊杀贼喊得很凶，外贼真来了，跑路跑得比谁都快。

士绅跑路，或还是好的，更有士绅肆意谩骂民众。三元里抗英，英军死亡二百余人，百姓亦伤亡二三十人，这被一些士绅生恨：若不抗英，民众不会死伤。民众死伤，皆由愚氓而起，愚蠢啊。以锄头对付枪炮，是愚蠢。英兵可以侵略，百姓不能反侵略，反侵略就是愚蠢，就是与文明为敌。也不知这是甚逻辑。

果然是，普通群众在爱国，公知精英们在讥讽爱国。因为他们有钱，国家大难，他可以出国当寓公，可以出仕当带路队长，那么百姓往哪里去？三元里人民只有这块地可以生存，他们必须爱这块土地，必须爱这个家。若说保家卫国，老百姓是最靠得住的，爱国说到底，是爱脚下的土地，是爱自己的家。

（作者单位：双清区政协）